“我们越是尊重和支持年轻人尤其是女性的职业发展，就越能让年轻人把结婚生子当成一种幸福而不是负担。如果看不到年轻人婚育观背后的本质，甚至指望他们回归传统的婚育观，必然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与年轻人的愿望背道而驰。最后的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徒劳无功。”
据《青年探索》杂志微信公众号5月10日消息，基于32282份关于大学生婚恋、生育观念的问卷调查数据样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毛教授和博士生季思敏、万对低生育率下当代大学生婚恋、生育观念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相关文章发表在《青年探索》杂志2024年第二期。
发现当代大学生强调恋爱、结婚、生育的“自主选择”，对结婚、生育仍有期待；担心婚姻与事业冲突，个人职业发展是结婚生子的重要前提；对“未婚同居”的接受度较高，对“非婚生”的接受度较低；婚育观念存在性别差异，女性结婚生子意愿更消极。
本文所用的“2022大学生调查”由中国计划生育协会、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青年网、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于2021年11月至2022年1月联合组织实施。调查综合考虑学校所在省市的经济水平，选取8个省(市)。其中，北京代表直辖市，广东、浙江代表东部地区，湖北、江西代表中部地区，青海、云南代表西部地区，吉林代表东北地区。从入选省份中随机抽取大中小城市各1个，然后从入选城市中随机抽取高校。本次调查共回收问卷33321份，有效问卷32282份，有效率为96.88%。
文章称，调查发现，尽管不同学生群体的城乡、地域、家庭背景存在差异，但他们的婚育观念却呈现出惊人的一致趋势:
在爱情观上，一是超过一半的大学生有过恋爱经历(53.86%)；第二，虽然恋爱经历开始得早，但恋爱中的性行为并不常见；第三，恋爱的动机主要是情感需求，时间和精力的成本是阻碍恋爱的主要因素。
在婚姻观念上，第一，婚姻不再被视为人生的必然经历，而追求精神和物质的提升才是婚姻的主要目标；第二，婚姻不再是性行为的前提，感情基础和事业稳定成为婚姻的必要条件；第三，离婚不再是耻辱。
在生育观念上，一是生育意愿很低，生育与婚姻存在脱节；二是生育的性别偏好减弱，更加关注孩子的质量；三是重视养老功能而非传宗接代，受家庭和周边群体影响非常微弱；第四，“婚姻和事业稳定”是生育最重要的前提；第五，“阵痛”成为女性害怕分娩的第一原因；第六，生育政策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极其微弱，就业扶持政策更受期待。
具体来说，三孩政策对大学生生育意愿的影响有限。超过四成的大学生(41.99%)表示不会因为政策而改变生育意愿，只有8.26%的人因为政策的出台而增加了生育意愿。近四成(38.68%)表示不清楚三孩政策，说明政策宣传有待加强。在大学生生育支持政策的选择上，保障女性就业公平(60.68%)、女性充足的带薪产假(58.51%)是提升其生育意愿最受关注的条件，远高于其他政策，其次是男性充足的育儿假(39.48%)、优质的公立学校教育资源(38.29%)和弹性工作时间(33.93%)；20.57%的人认为低成本、安全的托育机构能增强生育意愿。然而，经济支持政策的激励效果并不乐观；税收减免、购房优惠、生育现金补助等政策对大学生生育意愿的影响非常微弱，分别仅占7.86%、10.19%和9.41%。还有17.7%的人表示，无论给予什么政策，都不会增强生育意愿。
毛等人说，从总体上看，当代大学生对爱情、婚姻和生育的态度仍然是积极的，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主要表现为:理想婚育年龄偏晚，年龄较以往研究逐渐增大。生育意愿下降，远低于更替水平，重男轻女、多子多福、传宗接代等传统观念几乎消失。进入婚育的条件更加理性。与以前关注感情和经济基础不同，当代大学生更关注自身职业的稳定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城乡差异弱化，性别差异扩大，女性对不良婚姻关系的容忍度降低，对婚育的态度更加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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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显示，年轻人认为恋爱结婚不再是优先的价值追求，高昂的时间精力成本和职业稳定性是阻碍结婚生子的重要因素。他们不想以牺牲自己的职业发展为代价去谈恋爱，结婚，生孩子。原因是20~29岁是恋爱、结婚、生育的最佳年龄，也是接受高等教育、寻求职业发展的黄金年龄。希望事业有成成为大学生结婚生子的首要条件，担心结婚生子会影响职业发展成为推迟甚至拒绝结婚生子的最主要因素。
面对激烈的职场竞争，年轻人更倾向于人力资本投资。更高的受教育程度意味着对个人收入、职业稳定、职业发展的更高期望，而恋爱、结婚、生育对时间和精力的占用，又不可避免地与自我发展相冲突。这也与调查结果相呼应，调查结果显示，就业扶持政策对青年生育有更大的刺激作用，而经济补贴政策没有显著的激励作用。由此可见，未来的就业政策和生育扶持政策应该赋予年轻人权力，着力缓解年轻人婚姻与职业发展的冲突，解放婚姻和生育对年轻人个人发展的束缚。
调查结果还显示，年轻女性更关注工作保障的生育支持政策，不平等的就业环境、机会和不稳定的就业地位会抑制女性结婚生子的意愿。近年来,《民法典》关于婚姻财产分割条款的变化加剧了年轻人对婚姻财产分配的不安全感，加强了他们追求自身事业和经济独立的紧迫感，尤其是对妇女而言。中国知青群体的性别差异在缩小，但婚育导致的职业发展不平衡强化了“母性惩罚”。研究表明，随着单位制的解体、市场部门的扩大和家庭养育方式的细化，女性的家庭照顾负担在空之前有所增加，导致生育对女性工资的惩罚效应从1989年的0左右上升到2015年的35%左右。与男性相比，女性需要克服传统性别角色偏见、就业机会不平等、更严重的工作生活冲突等一系列挑战。
文章称，因此，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不仅经济独立性更好，而且使婚育的隐形成本更高，更注重自身的情感品质、健康和职业发展，这使得女性在面对婚育时更加犹豫，更容易做出牺牲婚育换取职业发展的选择。类似的趋势也出现在日本、韩国和其他东亚国家，促使我们在制定政策时特别关注妇女的需求。
来源：中国政库
